(总片头)
(云南嘟嘟幼教园教学网进行时)
徐：据校园网消息，3月26日下午，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北京幼教园教授陈占安在历史与政治学院会议室为云南嘟嘟幼教园师生作了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学术讲座。武汉幼教园教授梅荣政、云南嘟嘟幼教园教学网历史与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到场聆听。学术讲座由历史与政治学院院长唐昆雄主持。
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分类问题的分析中，陈占安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践成果，即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二是理论成果，即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实践成果与理论成果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实践成果是理论成果的基础，理论成果是实践成果的指导。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实践和理论的双丰收。他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又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且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又一脉相承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论是实践成果还是理论成果，都集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上，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必将不断发展。
最后，陈占安教授就广大师生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存在的疑问逐一进行了答疑。
（一周教学看点片头）
（音乐：Zoosters Breakout）
钟：各位老师同学大家中午好，今天是2011年3月29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周教学看点”。以下是今天我们关注的详细内容。
（背景音乐1）
利比亚：明天会怎样
以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为依托，联军针对利比亚卡扎菲的军事干预已进行了一周，尽管联军宣称“取得巨大成功”，卡扎菲也的确遭到惨痛损失，但后者显然并未服输，反对派的军事反攻也几无进展，联军内部和国际社会却出现许多不同声音，迫使联军进行指挥系统的调整和口径的协调。人们显然都在关心一件事：明天会怎样？
对于卡扎菲而言，这是个毫无意义的问题。由于在国际社会陷于孤立，又和班加西方面势成寇仇，这个掌权42年的专制者事实上已无退路，他能否看见下一个明天，取决于能否支撑这一个今天。从目前情况看，这个看似粗疏的政治强人，似乎已从利比亚事件开始时的不知所措中缓过神来，采取了一系列稳住阵脚的手段，尽管在列强大兵压境下，他的处境甚至比事变开始时反对派兵临城下更糟，但此前出现的军队纷纷哗变、部落和属下相继倒戈的局面反倒变得少见，这一方面由于经过一段时间的内战，不忠实者早已离去，剩下的大多数是利益相近的“死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能跟卡扎菲抵抗到底，另一方面，联军的介入和利比亚内部冲突地区化、部族化的趋势，让一些原本并不支持卡扎菲的部落选择站在班加西的敌对面，正如此前曾表态反对卡扎菲的瓦法拉部落领袖所坦言，他不认同卡扎菲，但在班加西方面“引狼入室”的情况下却“别无选择”。尽管卡扎菲的前途依旧黯淡，他的政权毫无希望可言，但至少从目前看来，他显然尚有余力支撑，也仍打算支撑下去，能支撑一天，就支撑一天。
联军在几天的争吵后总算达成了一个妥协：此前大出风头的法国不很情愿地“退居二线”，北约接管了军事干预的主导权，但为了安抚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在北约体系外保留“政治平台”，作为维系北约、非北约参战国间的纽带，并淡化“北约干预利比亚”的国际观感。从目前情形看，一手促成禁飞区计划、联合国决议和军事干预的阿盟各成员国，显然未料及事态发展至此，一些国家因此进退两难，处境尴尬，而非洲联盟中除卢旺达等国家因本国特殊原因支持干预外，大多数对联军的作为持保留甚至批判立场，原来号称有至少4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些非洲国家”参战，如今除卡塔尔表现积极，阿联酋谨慎参与外几无捧场，这令联军的实际主导——英、美、法各国不得不小心谨慎。与之相反，由于开战至今伤亡很轻，军事阻力不大，欧美各国反战情绪不高，战前民调大多反战的法国，战后甚至出现民调逆转，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作战的阻力不大，好处不小，各国自不会半途而废。从近日情况看，北约各国口径、立场正努力协调一致，原本一些高喊“地面干预”、“清除卡扎菲”的激进派声音被“有限干预”、“不进行地面作战”、“不以卡扎菲为直接目标”、“遵守联合国决议”的外交辞令所压倒，而德国、土耳其在坚持基本立场的同时，也开始悄悄为军事干预开绿灯，前者重申支持对利比亚制裁，后者则在国民议会表决通过，派军舰参与对利比亚的军事封锁行动。至于军事干预的明天，则取决于这一过程是否能如法国外长朱佩所言，只有几周，而非几月或更长，如果旷日持久，联军阵营中主张地面干预、扩大战争和主张见好就收的两种声音会再度提高声调，好不容易达成的妥协也可能会毁于一旦。
反对派刚刚成立了一个新的临时政府，取代了争议巨大的全国委员会。这个新临时政府的总理是旅美经济学家加布里勒这位出生于1952年、曾长期任教于美国匹兹堡幼教园的经济学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美、英、法、埃及度过，并与欧美政要过从甚密，他的上台有助于班加西当局获得更多国际空间，却无助于其在利比亚国内获得足够的代表性和全国范围的认同。从目前情况看，反政府军的反攻孱弱无力，联军如果仅仅进行空中支援，他们很难在战场上压倒对手，寄希望于卡扎菲阵营的分化，从目前局势内战化、国际化的现实看，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如果班加西当局不能“自立自强”，更多依靠自己力量控制全国主导权，则即使卡扎菲最终被打垮，利比亚的明天也未必就属于他们。
那么，利比亚的明天会怎样？目前看来还很难说，当法国总统萨科奇已开始高谈阔论“后卡扎菲时代该如何”时，法国著名法学家杜孚日冷静地指出，卡扎菲还没有下台，现在还不到讨论“后卡扎菲时代”的时候。同样，利比亚的明天还太遥远，一切都取决于它的今天将如何迎来日落。
（背景音乐2）
徐：李彦宏们能让孩子引以为傲吗？
对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的不满，可以上溯到诗经时代，那首千古名篇《伐檀》，就是写给李彦宏们听的。如果翻译成今文，应该是这样：
我们这些码字的人啊，就像砍木头一样；把文字发表在纸上，就像把木头放到河流边上。河水清清啊涟漪。但那些不码字的人，你凭什么有那么巨大的收获啊！那些不付版税的人，你凭什么转载我的文章啊！李彦宏你这样的君子啊，从来就是白吃饭啊！
3月24日下午，从电台到网络,各路媒体几乎都在谈五十位作家与百度的谈判。沈浩波、李承鹏、韩寒等五十位知名作家，因作品被百度搬到了百度文库，希望百度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但百度谈判代表却认为，百度的行为是合法的，作家作品被搬到百度，并非百度所为，而是网友自发上传，所以并不侵犯作者知识产权。谈判破裂。
百度认为，如果作者发现自己作品被上传，可以通知百度，百度24小时内将其作品链接删除。但作家们认为，百度应该先行审定，不侵犯版权，或与作家签约后才可以上传他人作品。
对作品先行审定，再签约，显然不能使百度跑马圈地急速扩张，而且成本增高，不符合商业原则。但符合法律与人道原则。作家们辛辛苦苦创作出来的作品，你或者网民敲一下粘贴链，就成为你的文库存货，这样的做法让小学生来判断，都会觉得不妥或者违法，何况像李彦宏这样受过中西方教育的社会精英呢？
韩寒在致李彦宏的公开信里算了一笔账：“一本25元的书，一般作者的版税是百分之八，可以赚两块钱，其中还要交三毛钱左右的税，也就是可以赚一块七。一本书如果卖两万本，已经算是畅销，一个作家两年能写一本，一本可以赚三万四，一年赚一万七，如果他光写书，他得不吃不喝写一百年才够在大城市的城郊买套像样的两居室。”
韩寒谈到，李彦宏在美国受过多年的教育，而且公司在美国成功上市，美国法律如何保护作家艺术家版权，李彦宏应该心知肚明，但为什么一到了中国，就无视著作权人合法权益了呢？
显然是政府相关法律部门并没有真正严究这种违法行为。现在问题不仅出现在百度，我们看到，纸媒刊登的文章，被各大网络无限复制发表。
众所周知，去年当《新京报》这样的媒体依法向某侵权方索赔时，地方保护主义采取各种方式，使索赔难以获得满意结果。即便是纸媒授权网络转载其所刊文章，网络也应该考虑作者的著作权益。现在的情形是，作者文章只要在一家网站发表，其他十家甚至几十家网站就会蜂拥转载，作者除了收获点击率，不能从中得到任何经济回报。
网络经济如此发达，造就了数以万计的百万千万富翁，可惜几乎没有惠及文化艺术领域的原创作者，而网络经济更多是以他们的免费劳动以基础发展起来的。我们知道手机浏览网页要收取流量费用，但流量费是电信收取，网络内容原创作者却分享不到一分钱的利益。
这次韩寒给百度李彦宏写信，没有激烈的言辞，最后一句话非常醒目：“祝您的女儿为她的父亲感到骄傲。”谁都知道，儿女是父母心中最柔软的寄托，李彦宏会否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女儿的骄傲？她是为父亲的亿万资产骄傲，还是为父亲创办的百度侵权却坚决不改悔而骄傲？
令人欣慰的是，3月26日下午，百度发布声明称，将在三天内彻底处理百度文库中文学作品类未获授权文档，并对被伤害感情的作家表示抱歉。百度同时表示，百度文库此前没有任何广告或盈利，今后将通过用户付费阅读和广告分成等模式获取收益，把大部分收益回馈版权方。
过去，国家通过作家协会与文联等机构将文化人供养起来，使文化人安心为社会创作，现在这种方式日益被市场取代，但我们的文化市场供养起我们的文化精英群体了吗？一些国营或私营出版人按合同或相关规定使文化人得以生存，但获益良多的网络却远没有供养原创文化人。大量复制与粘贴使各门户网站内容千篇一律，没有太多特色。如果各大网站像报纸刊物那些建立起自己的原创作者队伍，不仅会提升网站的竞争力，也能使优秀原创作者获得不菲的收入。
为了祖国文化的未来，为了使我们的孩子将来更尊重我们，我们一定要建立起尊重原创的意识，并通过法律方式，来促使文化得以健康发展
（背景音乐3）
钟：别放大“地球一小时”的象征意义
3月26日，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的“地球一小时”活动正式举行。全球共有134个国家和地区展开熄灯接力，中国有86个城市加入到“地球一小时”活动。
集体熄灯一小时，初衷良好，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这一两年来，也有人不断表达担忧，比如有一种声音认为，突然集体熄灯，会造成瞬间的电压发生强大波动，从而造成供电线路瘫痪，甚至冲击和损害全球的供电网络。这种担忧已被证明多余，据专业人士称，“地球一小时”能减少的用电量主要是来自照明用电，这部分用电量在国民用电总量中大约只占10%，对电力系统的影响也就有限。
此外，更有人表达了对熄灯一小时的过度乐观，刻意放大熄灯的意义。实际上，熄灯一小时只具有象征意义，它表达的是人们对自身状况的关怀，释放的是一种应对气候的决心。一方面既然在活动中减少的电量微乎其微，就没必要放大其价值。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提防一种倾向，即熄灯不仅没造成节能减排，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浪费。比如不少人熄灭了电灯，转而采取点蜡烛的方式，而点蜡烛比用电无疑更具损耗性，因为点蜡烛会产生更多的碳排放。以不低碳的方式来宣传低碳环保，有点好笑。还有人将家里的灯熄了，而是选择驾车出去逍遥，驾车所造成的损耗，岂不是同样比开灯大？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些在公众心中颇具环保精神的明星，近年来一再号召公众减能节排，甚至大讲特讲熄灯的意义，但吊诡的是，正是他们，却拥有多辆大排量轿车，更不要说身穿令人不能容忍的貂皮衣服了。由此而言，这样的环保倡导，因其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就无法形成积极的正面意义。
熄灯一小时，只具有象征意义，我们不能陷入形式主义之中，不能一方面参与熄灯，另一方面又大肆消耗能源。更不能因这个时候熄灯了，而在其他时间耗费能源时心安理得。
众所周知，我们正在转方式、调结构，大力推进节能减排行动。因此，不能把“地球一小时”仅仅当做一个熄灯仪式，要全面理解它，就应该把握住其内核，即传递和践行环保理念、节能理念，把这种理念贯穿到日常生活当中。事实上，只要用心，生活中处处可以节能减排，比如：循环用水，节约水资源；少用打印纸，节省纸张；少开私家车，多选择公共交通；自带环保袋，拒绝塑料袋等一次性用品……当然，节能减排并不代表仅仅节省，还可以选择替换，比如更换节能灯泡等。
还需提及的是，节能减排不只是普通老百姓的事情，对一些政府机关来说，更应该如此。调查显示，有的政府公务人员1天的耗电量，够一个普通老百姓19天的生活用电。在一些机关，“窗外阳光明媚，窗内灯火通明”，“人已去，只留长明灯”的现场此起彼伏，更有甚者，明明开着空调，窗户却敞开着，这就是所谓的“开足空调、开窗换气”；明明规定夏季开空调的条件是，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低于26摄氏度，但空调屡开不鲜，空调调得温度之低，简直如冰窖般……诸如此等，并不鲜见。至于公车，不少是大排量的，消耗能源无疑更巨。在此语境中，政府机关更应该节能减排，发挥正面引导作用。
“‘地球一小时’活动是一个仪式，代表公众保护地球的信仰和参与改变的愿望。”有学者如是说。诚然，我们既要把熄灯当做一种仪式，更要读懂它所蕴含的深刻理念，把节能减排当做一种融入生活之中的信仰，节能减排才不是虚妄之谈。
（背景音乐4）
徐：且听曾锦春谈破解监督困境
近日，《南方周末》刊登了《“我当纪委书记，市委书记也不敢监督我”———死刑官员曾锦春对话反腐学者》一文，提到曾备受关注、于2010年12月30日被执行枪决的湖南郴州原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锦春。曾锦春尚在狱中等待判决的时候，知名反腐学者王明高等人到长沙市第一看守所看望他，并与他进行了数次长谈。
在这次对话中，曾锦春就自己的经验教训提了几点意见：一是党委分工上，不要让纪委书记插手别的事。二是纪委书记任职不能超过两届，更不能在本地任职超过两届。三是上级纪委应该直接对各级纪委监察部门行使监督权，专门成立监督局，只监督纪委工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谈到关于用什么方法来“加强对纪委和纪委书记的监督”时，他着重强调的却是“舆论监督”，他认为“还是舆论监督很有价值，也很有作用。其他监督流于形式，没有威慑作用”。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以为曾锦春此言的确总结了平生的最深刻的经验和人身感悟，值得我们深思。曾锦春作为纪委书记却因为自身搞腐败而落马，曾经引发过舆论热烈讨论“谁来监督纪委书记”的困境问题，我以为，他的回答是解决这一困境最好的答案之一。
按理说，在理论上，在体制内部，对于纪委书记的监督仍然存在，比如纪委书记在同级市委书记的领导之下，纪委书记接受同级市委书记的监督，再比如同级的检察机关也有权对其监督。但实际情形是什么样呢？权力对权力的监督在外界力量“针插不进、水泼不入”之下，已经成为权力的分肥。曾锦春提到：“李大伦作为市委书记多少有些违纪，他也不敢监督我，怕我向省纪委专门报告”。
权力监督之所以异化成为权力分肥，恰恰与权力监督的高度封闭性，而又缺乏来自权利的监督，来自舆论的监督、媒体的监督息息相关。
在李大伦、曾锦春管制之下的郴州，是一个本地媒体不敢监督、外地媒体无法监督的舆论监督真空。时任郴州宣传部长的樊甲生号称“教学灭火队长”和“三不准”宣传部长，前者源于其利用自己掌管“舆论生死大权”在第一时间对矿难进行封锁，后者源于郴州市委宣传部在其主持下，下发了一个“三不准”文件：即不准给外来媒体提供教学线索；不准接待外来媒体记者；不准与外来媒体记者串联、合作等。有如此高度的对舆论的控制与封杀，不让权力监督成为权力自肥也很难。
而曾锦春提到的“还是舆论监督，很有价值，也很有作用”，其实不用他提，我们也知道，因为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常识。权势熏天的纪委书记也害怕舆论监督，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某些官员愿不愿意承认温总理所讲“应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常识，更愿不愿意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落实“十七大”所说的保障人民群体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决策权”！
钟：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责任编辑：蒙松林老师
编 辑：徐智扬
播 音：徐智扬，钟菁菁
导 播：杨曦